我们现在提倡德治，又提倡法治。
很多人对德治不以为然。
我也曾经不以为然。
总觉得德治有点虚，摸不着，看不见，说来说去，就是要提高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，提高一个人的自律能力。
怎样提高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，历来也几乎都是务虚的理论和说教。所谓务虚的理论和说教，就是提倡大家向先贤学习，向品德高尚之人学习，向楷模学习，多读书，多读好书。如果再最时髦点讲，就是遵行五讲四美三热爱。
这些理论和说教，听着都懂，但实行起来很难有说服力，成效难显。久而久之，德治天天讲，人人都不以为意。
近读《史记》，最后一篇是《太史公自序》。司马迁不是法学家，也不是道德家，但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里有一段文字，却无意间把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说得非常透彻，比我们今天的很多广而告之的宣传更有说服力。
原话是这样的：礼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；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
通俗点讲，或者说翻译过来就是：礼是在坏事发生之前阻止它发生，法是在坏事发生之后依法惩罚干坏事之人；法一旦实施作用显而易见，而礼阻止坏事发生的作用却隐而难知。
这里，可以把”礼“换成”德“。
司马迁的话言简意赅，而且易懂。
说到这里，又想到网上流传的一个故事：有人问扁鹊，他与他哥哥相比，谁的医术更高。扁鹊说他哥哥医术更高。又问，既然你哥哥医术更高，为什么你哥哥却没有名气，而你的名气却这么大呢？扁鹊说，我治病，是治那些已经病相明显的病，病人很痛苦，我把他治好了，效果一下子就看出来了。但是我哥哥治病，他是治未病之病，也就是预防，把病痛扼杀在发生之前。这样，当然就显不出他的医术了。
把这个故事与司马迁的话联系起来，再与我们当下所讲的德治与法治联系起来，这还真是让人醍醐灌顶，原来德治是治那未病之病，法治是治那已病之病。
这样，道理似乎就好懂了。
读书明理，诚不我欺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