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耀先是怎么打入军统并晋升上校的？这个问题，看电视版的《风筝》是找不到答案的，这是因为播出的时候删掉了很多场景，但是我们看原版（或者叫送审版）《风筝》，就能从两首歌中推测郑耀先履历：他通过很常见的渠道，跟戴笠加入了军统。
成功狙杀中统大员高占龙后，郑耀先用高占龙准备好的美食，招待了狙击手、军统上尉宫恕：“高占龙不是都替我点好了？”
毕业于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宫恕已经当了八年上尉而没有晋升，遇到曾短暂当过临澧班教官的郑耀先，他很有心计地唱起了歌，估计那首歌现在不可唱，所以大家没看到，笔者也不复述歌词了，但是郑耀先却一下就听出来了：“这首歌是你们训练班的班歌，也是我们军统现在的局歌。”
郑耀先很“谦虚”地表示：“那其实我是挂了一个虚职啊，你们真的教官，是我的四哥徐百川。”
关于临澧特训班班歌变成军统局局歌这件事，曾任临澧特训班行动术教官、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，在回忆录《军统内幕·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——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》中有过描述：“戴笠对这个班特别喜爱，连这个班当时开玩笑似地通过的一首所谓‘班歌’，不仅成为以后所有的特训班的班歌，而且也成为军统局的“局歌”。过去每个军统特务都会唱的这首‘班歌’，不但在军统每年的‘四一大会（军统成立每周年纪念大会）’开会完毕时要唱，并且在‘纪念周’以及任何集会时都要唱它。”
沈醉特赦后当了文史专员，所以他的回忆录中可以全文附录歌词，笔者引述可能就不太好了，反正读者诸君也不愿意学唱。
据沈醉回忆，当年很多军统特务也纳闷：为什么每次集会要唱一次“班歌”？不是特训班集会，不是特训班的学生为什么都要唱会它？
这首带着戴笠最喜欢的“智仁勇都健全”词句的班歌，诞生的时候还闹了一个笑话。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教官蒋镇南，把阿道夫党徒那里学会的歌改编后在班务会上表演，几十个教官和职员都笑出声来。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（沈醉的姐夫）专门找了几个懂音乐的人帮他修改，然后每次班务会都要由蒋镇南以后每次班务会上都要唱一遍“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”，结果大家不厌其烦，纷纷敷衍“可以了”，结果这首歌定调之后居然被戴笠大加赞赏，这是谁也没想到的。
宫恕大唱临澧特训班班歌，打酱油的教官郑耀先显然不太感兴趣，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沈醉的另一段回忆：“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、王崇五、陆遂初、王班联、贺元、徐永年、吴景中等。这些重要负责人，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叛徒。”
吴景中就是我们在电视剧《潜伏》中看到的那个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，他在调任天津站站长之前，还当过临澧特训班情报教官兼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、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（所长是也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郑介民）、军统西北区区长、军统东北区区长。
军统各特训班里叛徒出身的教官不止沈醉罗列的这几个，临澧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（正主任当然是戴笠，余乐醒负责实际工作）、原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程一鸣，也都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被“南昌行辕调查课”课长邓文仪用中校上校军衔诱惑“叛变”的。
“叛变”二字之所以加引号，是因为毛人凤发现余乐醒家的浴室里藏着地下党的电台（沈醉的母亲也听到过发报声，但严令沈醉不得举报），程一鸣则在1964年完成潜伏任务后成功从澳门凯旋（程在毛人凤败逃上岛后当了军统澳门站站长、“情报局”澳门组组长），所以他们是真叛变还是假叛变真潜伏，谁也说不清楚，也不可能说清楚。
余乐醒和程一鸣是不是“奉命叛变”打入军统说不清楚，但是郑耀先肯定不是先当军统特训班学员后当教官最后才熬到上校、少将（郑介民后来给的）军衔的，所以那首所谓的“临澧特训班班歌”、“军统局局歌”，只能证明他的履历中有“特训班”一条，还不能查清他是咱们加入军统的。
据郑耀先自己说，他是受苏区政治保卫局委派，于1932年打入敌人内部，代号风筝。
这样推算起来，郑耀先打入军统（当时叫复兴社特务处），是在红军长征之前，戴笠当特务处处长还不到一年，那时候既没有军统之说，也没有什么特训班，郑耀先肯定不是通过“学习”或“教学”而加入特务组织的。
郑耀先对临澧特训班班歌不屑一顾，却表示对另一首歌很有感情，这也恰好能说明他是怎么跟戴笠搭上关系并称兄道弟的。
在微笑着打断宫恕歌唱之后，郑耀先很动情地先说后唱，并且把那首歌唱完了（还有背景和声，这段播出的时候也没有）：“不过我还是喜欢当年黄埔军校的校歌，怒潮澎湃……携着手，向前行，路不远，莫要惊，亲爱精诚，继续永守。发扬吾校精神！发扬吾校精神！”
郑耀先为什么对黄埔军校校歌印象深刻并能有板有眼地唱完，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——1932年，黄埔六期生戴笠就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，自然是要从“学弟”中拉几个亲信。
会唱并很愿意唱黄埔军校校歌的郑耀先，必然是黄埔毕业（非黄埔生唱此歌，是要挨黄埔生耳光的）：1930年5月黄埔军校第八期招生，1932年3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八期学生并入，1933年毕业；1931年3月6日，黄埔军校第九期学生入学，1934年5月毕业；第十期学生分为两批，第一批1933年7月15日、第二批1933年8月入学，第一批于1936年6月16日毕业，第二批于1937年1月毕业。
这样算起来，郑耀先极有可能是黄埔第八、九、十期学员，不管怎么算，都是戴笠的“学弟”，而徐百川则有可能是沈醉和吴敬中在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同事徐永年。
据沈醉回忆，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初，老蒋只给了戴笠一个副处长郑介民和一个主管会计的徐人骥，“其他的人员都是他自己慢慢找来的”。
戴笠曾经在上海混过一段时间街头，但正如高俅发迹后跟过去的“伙伴”断绝来往一样，戴笠当上特务处处长之后，自然要跟那些泼皮混混一刀两断，所以他发展特务，只能从黄埔生中去找。
原军统局东北区区长、徐州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，跟沈醉一样，在特赦后当了文史专员，他写的《戴笠其人》，也证实了沈醉的说法：“戴笠就是依靠门生关系爬上去的，他紧紧抓住黄埔这个招牌，张炎元、周伟龙、唐纵、徐亮、马策、胡天秋、梁干乔、郑锡麟等九人都是黄埔学生。他紧紧抓住这个黄埔发祥的龙脉，造成清一色，穿的是‘黄’马褂，拥的是‘黄’字旗，然后才有戏可唱。”
据文强回忆，戴笠私下里对老蒋有四个称呼：“‘校长’是对清一色黄埔同学用的，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主脑机关及外勤大单位做骨架，摆给校长看。”
通过沈醉和文强的回忆录，以及郑耀先和宫恕在“玫瑰饭店”中唱的那两首歌，睿智的读者诸君当然能推断出郑耀先的基本履历和他加入军统（复兴社特务处）的方式：在那个年代，考入黄埔军校，无疑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最佳方式——不但能得到老蒋和戴笠的器重和信任，而且晋升也比别人快。
吴敬中当过两个军统大区（管几个省站）的区长，但军衔最高才是少将，而黄埔四期生文强在东北区就晋升中将，那也是“同学”抬轿子，校长特批——很多人都认为文强是到湖南担任长沙绥署办公室主任才晋升的中将，事实上文强的中将军衔是在1946年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、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期间晋升的，领衔保举他的，就是黄埔一期生、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，戴笠也出了大力——戴笠是黄埔五期“入伍生”，后来编入黄埔六期骑兵科，戴笠刚进入黄埔的时候，应该是对上一届名气很大的文强有所了解的。
